2003 年春天的时候，我上初一。
这个班每个月都会通过月考换一次人，淘汰差的，引进好的，像一头不知疲倦的进行着新陈代谢的怪兽。
而我作为一个一直待在这个班里的「老人」，每次月考后的某个晚自习，看着抱着厚厚的一摞书走进教室的新同学，总是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在那个时候，我的运气还相当不错，个子矮矮的，不会打篮球，不喜欢体育课，不习惯陌生的环境，不过这都没什么，因为我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享受着被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看，这就是年级第一」的快感。
在那么小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了虚荣心的极度膨胀，胀成一朵烟花，绽放。
我换过好几次同桌，甚至有一次是个很漂亮的女孩，运气真是相当不错。
不过由于我的内向，我几乎从未和这个姑娘说过一次话，大概坐了几周的同桌，从未交流过。
我很害怕英语课上同桌之间练习对话的时刻，两个人都死死的盯着课本的情形，真是惨极了。
我所熟识的，都是一些性格外向的姑娘，这些城里的姑娘，骂男生的时候会大声说「你真贱」，这真是让我很惊讶。
从小在村里长大，最远就去过延安，还是在我妈肚子里时候的我，似乎感受到了世界在不停的变大，远方无边无际。
那时候，我想着未来是个什么样子，手中握着的笔，晚自习黑暗的窗外，未来就在抬头所见的星空中漂浮。
没有 MP3，没有手机，借着学习的名义买来复读机在晚上听歌，磁带翻来覆去，吱吱作响，不同的故事在脑海中旋转腾空。
从未在乎过音质的事，直到初三时从同学手里借来了一只索尼随身听，歌声在脑袋后面轻吟的震撼我至今记得。
校园里混杂着各种青涩的样子，混混们在燃烧着鲜血，整天想着用暴力解决一切，男生与女生说一句话就会在起哄声中脸红，校长在每周日下午的集会上大声的训话，大家都站的端端正正，一张张年轻的脸，在十年前的镜头里摇晃。
我会在下午去校门外的河边背书，背着背着就玩起了沙，晚自习铃响前追着水中的余晖赶回教室。
后来，这里就筑起了长长的堤岸，再也没法去河边随意的走走。
我一直都不喜欢说话，周六下午放假后，一个人在学校看《鹿鼎记》，感觉像是钻进了书里的世界，书里的每个人都是我的朋友，书外，却是一片迷茫。
我至今都记得借给我《鹿鼎记》的那个同学的名字，我也记得介绍我开始听周杰伦的同学的名字，虽然我跟他们都没什么太深的交情，转校后就再没有了联系。
秋天来临的时候，我变成了初二，班里的同学们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每次几个人的样子，补充着新鲜的血液。
窗外下着雨的晚自习，我在教室的后面办着黑板报，满手粉笔的灰尘，在黑板上滋滋的画着，身后，大家都在安静的晚自习。
我会小声的与教室后面熟识的同学说话，新来的同学会不时的看我，我就会产生一种「我已经是这个班里的元老」的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或许，这种优越感来自于我适应了这个环境而产生的安全感。
晚自习下后，我在讲台边与同学说着话，一个新来的姑娘突然叫我的名字，我已经忘了这个姑娘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这个姑娘非常的仗义。
在那个时候，我喜欢的姑娘的特质好像就是「仗义」，简单明了。
一个下雪的周末晚上，在亲戚家的房子里待的无聊，我就出门去学校玩，操场已经变成了溜冰场，很多的同学都在，那个时候，我想我把一段开心的记忆放在了这个地方。
再后来，因为一些奇怪的事，在我 13 岁的时候，我就体验了一回「文革」的感觉——这是我在后来才想明白的。
那个姓黑的班主任，发动了全班同学来写我的缺点和平时干的坏事——这是我直到现在也没想明白的，为什么这个平时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会想出如此恶毒而离奇的手段，这个小小的县城是如何孕育出了这么一颗与毛泽东思想保持高度统一的大脑。
于是，我在一个下雨天摔门而去，流着眼泪。
班主任告到了教导处，执意要求学校开除我。教导处领导被干蒙了——平时都是开除一些热衷于身体剧烈接触的混混，怎么这次要我们开除年级第一？
同时，班主任还使用了全中国老师都最熟练的招数——叫家长。
我爸马不停蹄的赶来把我打了一顿，另一边马不停蹄找了关系，把我留在了学校，那是我记忆中，我爸最后一次打我。
第二学期我坚持要转学，开学了窝家里不去报道，我爸执拗不过，给我转了学。
于是，这里的所有朋友们就都丢在了这里，连着大片大片的故事。
也许，故事本来可以美好些的，这个神奇的班主任，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我前方的轨迹。
整个初中，我换了三个学校，我的世界里几乎不存在「初中同学」这个概念，因为没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初中同学。
但是我还是时常想起这里，这一段青春由很多的故事连起来，春夏秋冬，雨声雪夜，糟糕的环境，恶心的成年人，年轻的笑脸，青涩单纯的姑娘们，在周杰伦的歌声中，混成一团，混乱在我的大脑中。
2003 年冬天的时候，我上初二，教室里一片静谧，安静的晚自习，我在草稿纸上认真的写着武侠小说，炉中的火让温暖四散开来，我喜欢的姑娘就坐在那旁边，下课后她就会走过来，坐在我的前排，微笑着说话。
梦醒来的时候，我们仍未知道那天所看见的花的名字。
